教会管理

中国文化与教会管理(二)

时间:2011-10-10 18:39:07  作者:  来源:  查看:246  评论:0
内容摘要: 第一节  从道德观点看教会管理 道德从某一角度讲,是一种关于“是”和“非”的分辨。我国传统道德,自清末以来,经历若干激变的阶段,现在谈论有关道德方面的观点,和古人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革命、自由、民主...

  从道德观点看教会管理

道德从某一角度讲,是一种关于“是”和“非”的分辨。我国传统道德,自清末以来,经历若干激变的阶段,现在谈论有关道德方面的观点,和古人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革命、自由、民主和现代化,可以说都是新时代里导致传统道德观念激变的主要因素。时代潮流尽管如此,固有伦理道德的观念仍多少存在国人心中,一下的讨论,只是择其与管理有关者而已。

甲   反求诸已的儒家

孔子只说“吾道一以贯之”,并未言明他的一贯之道究竟为何?曾子代答“忠”“恕”,这两字显然是“仁”之一体两面。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达仁”仁者的理想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忠是尽已之心,恕是推已及人,忠恕一贯,至善便由此而成。儒家的终极道德理想,显然是仁心生生不已的不断扩充与不断实现,也就是一向所标榜的人治主义与感化主义。

孟子继续发挥孔子的思想,除了以“仁”为人生的第一原则之外,又极力反对利而强调义,仁义并重,结合而成为基本的道德实践准则。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则主张拾生取义。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仁是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孟子称为“不忍人之心”)之自然发展,人都具有同情心,扩充发展起来,就可达到仁的地步。扩充的方法,便是“推以及人”。有同情心的人,存有仁心,表现出来的行为,自然合乎“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的原则,这便是义。

总括看来,儒家的思想偏重于探讨人性方面的课题。领导者从事领导行为时,对部署人性方面的重视与考察极为必要。尤其在物质横流的今日社会,已到了“上下交征利”的时代,特别应建立起儒家的管理哲学。

乙   反璞归真的道家

老子反璞归真的人生智慧,早已深植人心,成为我国国民性的一个主要部分。根据韦政通的观察,其中较为通俗者有如下数端:

一、功成不居

老子深切体会任何成果都可能为人带来灾害,劝人放弃对一切成果的执着。他说:“功遂身退,天之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

二、以柔克刚

老子看见“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体会出“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因此主张“守柔曰强”。以柔克刚之说与儒家谦退容忍的论调相通。

三、大智若愚

老子这一句话,确能表达“伟大”的一种特性。有些“名人”表现出不可一世的娇气和自负,炫烂于一时,有些伟人却含蓄稳重,修养成熟,终于流芳百世。

其他如欲进故退,欲擒故纵,盈不可久,祸福无门,戒争、委曲求全等等,都成为国人明哲保身的修养。道家的另一掌门人庄子更是师法自然,主张发展人类本性的原则,也就是“不失其性命之情”。领导者对这些观点的了解,将有助于领导行为。

丙   信赏必罚的法家

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到了战国时代,法家理论更由于实际的需要愈臻成熟。商鞅变法时代,法家理论完全确立,实效亦充分表现,到后来集法家思想与理论之大成的是韩非子。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荀子主张性恶,但不就人的本能说性恶,乃认为是后起的。柑非则不然,他纯以人的自为自利之心以言性,自然之性本身就是自利的,而且人性中除了私利之计较之外,别无其他,这才是人性本恶的主张。

 韩非思想的重点,并不在建立一套人性论,他是为了法术的统治,在人性上寻求一个支点,只有肯定人的自私与自利,赏罚的充分有效性才能获得保证。韩非子“守道篇”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可见法家对有心以法治事的领导者的劝喻是:只有信赏必罚,才能表现出法律的作用,而达到役使的目的。这种观点与管理学上的X理论很相近,只能适用一部分在水准较低的被领导者。

丁   服务造福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继承儒家的思想主流,认为道德即是修身的行为,而正心诚意为内治的功夫,齐家治国则是外修的功夫。我们从修已开始,养成良好的人格,然后把个人所知的修身道理,按照各中不同的人际关系,确切地运用在人群社会中,以齐家、治国、而达于世界大同。

孙中山先生除了希望恢复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培养健全的个人品德,巩固民族的道德基础,使社会得以安宁进步外”,还希望国人要建立良好的国民公共道德及发扬服务造福的社会道德,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建立良好的国民公共道德

他说:“共和之实能举与否,当视国民政治能力与公共道德之充足以为此率。”他认为国人的行为应合乎“礼”“义”的要求,并且国民应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而服务造福社会。蒋中正先生也提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为国民应该具有的公共道德。

二、发挥服务造福的社会道德

孙中山先生说:“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越小者,当尽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他认为要废弃人为的不平等,最好的办法,便是发挥“以有余补不足”的服务造福道德。此即为蒋中正先生所提倡的“助人为快乐之本”。

戊   道德观在教育管理的运用

综观中国的道德哲学,虽然各家互有不同,却有很多观点是彼此相通的。首先我们察觉他们对于生命的价值,无不予以积极的肯定。人活着不仅为生活而生活,更要不断提高生命的价值。耶稣更清楚地指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4:4)他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约4:31)。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其次,儒家说“饶恕”,道家称“慈惠”,墨家重“兼爱”,这些道德标准实质上是相同的。孙中山先生更融会贯通为“服务造福”的道德观念。其实耶稣所倡导“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另参太20:26-27;腓2:5-8)就是这种服务的道德观,这才是正确的人生观。

在教会管理上,如何运用中国的道德观念呢?

一、发挥以德服人的领导

我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即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唾弃“以力服人”的霸道。在教会有领导角色的同工以自身的德行来领导羊群(彼前5:3),才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我们中国人认为私德败坏,公德是好不起来的,也就如保罗所说“人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3:5),因此最要紧的,不可以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法,凡事尽其在我,但求问心无愧(参林前8:9,林前9章)。我们所关切的乃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合乎上帝的标准、圣徒的规范。

从多年事奉的经验中,笔者发现有些人很讲究属灵的理论及作法,但是待人接物的做人基本道理上,要不上不懂,就是连比非基督徒还不如。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长期带领教会事工及信徒的。

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由内向外的发展,正可说明这一点。

二、实行服务造福的精神

孙中山先生提倡服务造福的道德观念,便是基于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他提醒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在求个人一已私欲的满足……只要撇弃自私自利心,存着服务利他的道德心,贡献其才智才是永久的。他是勤读圣经的基督徒,其观念必深受耶稣基督的影响,因耶稣曾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太20:26-27);“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12:48)。

    所以有领导角色的同工,应该用仆人的态度来从事教会事工的计划、推动、授权、分工……这就是仆人式的领导者(参彼前2:21-24)。特别是对同工及受带领的人,要真正关心他们生活的福利及属灵的长进,而不是以完成你的愿望为满足。中国人的心眼是最具明辨力的,同时也是最重感情的,只要你真正能够“待之以诚,动之以情”,大家迟早都会觉察出来,而打从心底敬服你,为你出力。即使你所推动的节目或活动弄得再多、再精彩,如果你同工的家庭不快乐,;灵里受亏损,你仍然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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