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园地

浅说中国基督徒的文字负担

时间:2011-10-21 11:39:57  作者:计文  来源:blog.sina.com.cn/shanwx  查看:188  评论:0
内容摘要: 人类文字的产生和运用,摆脱了声音符号传播在时空上的局限。语言可以通过文字符号和一定媒介的负载而做到传于异地,留于异时。 拿破仑曾说:“一支笔,胜过百万雄师”,文字的力量可见一斑。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文字事工始终似一位无声的伙伴,追随教会的脚步,可谓形影...

人类文字的产生和运用,摆脱了声音符号传播在时空上的局限。语言可以通过文字符号和一定媒介的负载而做到传于异地,留于异时。 拿破仑曾说:“一支笔,胜过百万雄师”,文字的力量可见一斑。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文字事工始终似一位无声的伙伴,追随教会的脚步,可谓形影不离。

一、“文以载道”,文字是传递上帝话语的媒介。

1、 文字是圣道之载体

说到底,上帝也是一位文字工作者,且是一位优秀的大作家。试问谁的文字作品其发行量有《圣经》之大?谁的作品翻译语种有《圣经》之多?大文豪托尔施泰曾誉《路加福音》中“浪子回头”的故事是世界上最美的短篇小说之一,虽然圣经不是一本文学书,但其文学价值不容置疑。

神不但亲自写了最初的十诫(参出3215-16),神还吩咐以色列人用文字记录他的话语。他吩咐摩西将他的话写上(出244);吩咐耶利米将神的嘱咐写在书上(耶302);又叫哈巴谷将神的默示写在版上(哈22)。总之,神深知文字之功效,他常令众先知将他的话“写在书上,以便传留后世”(赛308)。

虽然耶稣不曾写过书,他曾在地上用指头画过的字(约86),也随尘土被风早已吹去。但主的仆人们凭着圣灵的感动,时常“想起主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并后奉命“都写出来”(参启119)。从上帝用指头在墙上写字到耶稣在地上画字,从摩西在西乃山密云之中记录十条诫命到大卫、所罗门“心中涌出美辞”写下不朽的诗篇和箴言,从保罗十三封精湛的神学书信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末日异像的记录,文字作为上帝向人说话的工具一直被神使用,成为亿万人们认识上帝的媒介,千万灵魂得到喂养的粮食,百万浪子迷途知返的灯塔。

2、 文宣是播道之策略

文字本身它有着声音和图像符号不能取代的功能,它比其他符号更使人容易明白,更解释的清楚,更便于保存。正是因为文字工作不受空间的限制,一本书或一张福音单张,可以发行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让人人都可以阅读。初期教会十分重视文字布道和牧养工作,保罗纵然身陷困境,但藉鸿雁传书,让圣言走进教会、家庭及信徒个人生命中。他藉着文字来表达自己与众教会肢体间“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的一往情深。就是至今依然能穿越时空,无远弗届。

一部教会史,就是一部文字宣道史。初期教会使徒的宣讲,主要引文字记载的旧约圣经(徒214-36), “证明耶稣是基督”(徒1824)。今天我们的信仰,同样源于圣经所记的“那一位”(约145)。教会史中,犹斯丁、俄利根等人用圣经哲学著书立说赢得了当时的希腊哲学世界。马丁路德改教,在当时被宣告为非法,故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困居在威登堡内。但他藉着印刷机将无声的文字把改教的信息传遍了欧洲。加尔文也然,从二十四岁始即从事文字宣道,其影响之大,至今不衰。

福音进程必与文字事工同行。福音文字既为教会建立坚固的信仰根基,造就信徒生命之改变,同时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动力。在中国,基督教的文宣事工不单带来福音,且也惠及近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文明之发展。在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份期刊便是传教士为中国教会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912年基督教最早期成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开拓了中国出版业的先河。李提摩太也认为“要把福音传遍中国,文字而外别无它径!”。从1807年马礼逊入华宣教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设印刷厂、出版社,翻译、写作并出版了大量图书和小册子,兴办了许多期刊。据统计,1938年全国有70所基督教出版发行机构,还有130 家书局、图书馆等。1912年至1949年,共出版了大约3000种图书,2700种小册子,260种期刊。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物,曾传播了维新思想,和合本《圣经》的出版,促进了新文化运动,这些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不争之实。

3、 文献是释道之宝库

由于文字的保存比声音来得更可靠,所以历史是以文字“堆积”的。两千年教会历史,西方教会留下了众多属灵的宝贵遗产,可供人随时查阅。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成为影响人类十部作品之一。奥古斯丁一生重视文字事工,成为影响世界的人物之一。本仁约翰的《天路历程》是除圣经以外世界上翻译语言、文字最多的一本书(有150多种语言),教导和激励了许多行走天路的人,直到今天仍然畅销不衰。《荒漠甘泉》曾经医治了多少在黑夜中流泪的眼睛!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位再有能力的讲道人,他所能服侍的区域、人群、年限、影响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神给我们的信息、看见、引导如果未能形成文字,许多年以后随着我们的离去,我们的服侍和影响也将随之结束。这难道不是一种损失和悲哀吗?而文字事工则突破了传统讲道方式的局限性。因为文字,我们读到了马丁路德的《坚固保障》,因为文字,我们读到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文字,我们读到了千千万万的文字所堆积如山的历史、文学和艺术!同样也是因为文字,神的话语进入世界和人心!所以,写作,特别是被神使用的文字写作是一种能改变人类生命和历史的侍奉。

一个信徒拥有一位传道人是不可能的,但一个信徒拥有一本书是有可能的;一个传道人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是不可能的,但一本书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也是可能的;一个信徒最好的记性过十年、三十年之后能够记得的只是片言只语,可是有了文字的《讲章集》却能流传百世,让人随时随地获取帮助……自古以来,解释圣经、阐明教义、对付异端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形成文字见诸报端。这也就是历代教会重视文字事工的原因所在。

4、 文艺是宏道之精品

大量的基督教文艺作品,不单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就是音乐、美术也是以文字为最基础。托尔斯泰的小说那些充满基督教情怀的文艺深入人心,影响世界。(《复活》《战争与和平》等)。甚至有人这样给下定论:“只要托尔斯泰的小说不在俄国的土地上消失,基督教文化就不会在俄国的土地上消失”!相比之下,在中国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充满浓重佛教色彩的小说几乎家喻户晓,所以,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通就远远超过同是外来的基督教文化,除了时间因素之外,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今天有人还以为佛教是中国的国教哩!这点是正在谋求福音处境化和社会亲和力的中国基督教应引以为鉴的!

中国近代出现过不少基督徒作家,也有不少文艺作品发表。但就数量和影响力都是不够的。君不见每年寒暑假时电视上反复播放的就是《西游记》,潜移默化中,小小少年就认同了佛教或民间信仰的文化影响。基督教不必妒嫉,不如赶快兴起中国基督徒作者肩负起时代之文学重任,写出既渗透基督教精神又合乎时代需要的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二、“文以播道”,文字的缺憾是见证的弱化。

清末明初,基督教知名作家与学者范袆(18001900),曾于《基督教文字传播事业之重要》文中云“……盖基督教来华之历史,自唐太宗至今1400余年间,共四次,而失败者二次,成功者两次,其失败与成功,自有其他种种原因,而文字之关系,实原因之最大者。第一次基督教之来华者,为波斯之聂斯多留派,即所谓景教是也,……则基督教来华以无文字而失败,一也。第二次基督教之来华者,为也里可温派,蒙古语之福音教也,……此基督教因无文字而失败,二也。以上两次基督教之来华,寻常人皆不甚知,其所以不皆知者,即为无文字之故。”

中国教会在19世纪20年代,曾经历了一场风暴,即“非基运动”。其发起人主要来自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当时好些著名大学的学生教授。虽然他们中有部分的批判后来引起了教内一些学者的反省(许多基督徒作家,对于非基督教的言论,却相当地容纳了一部份意见,指出基督教内部的缺点,发表了许多自省的文章,如:徐宝谦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赵紫宸的风潮奋起的中国教会等)。但也有的批判是一种误会或偏见,如有人扬言:“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于是为了把宗教从人类社会中剔除,他们中有人写了大量反对基督教文字。据统计,19241926年间,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出版的反基督教书刊和文章竟多达325种(如《反基督教》、《中国青年》等),其中不少出自当代学者、专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之手。但这场“文字风暴”并没有如预期一般动摇教会的信仰或打击福音的传播。原因是什么呢?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包括基督徒)勇敢地提起笔来,为基督教的信仰辩护(如《真光》杂志的记者张亦镜等)。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出版的为信仰辩护的书刊和论文多达720种(如《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等),比反基督教的文字多了一倍多。信徒在这些文字的支持和启发下,既反思了基督教走过的路,也不至于使信仰在风暴中动摇。文字是教会向社会发声和渠道,是教会澄清立场、分辨是非、引导群思的重要工具,也是坚固信徒信心的重要精神支撑。

教会恢复三十多年来,中国教会在文字事工上已经作了较大努力。自八十年代复堂之后,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很重视文字事工,不但成立文字出版委员会还设立相应出版部门,每年为全国教会供应不少信徒喜欢的属灵书刊。另外,各地两会的《会讯》也为传递信息交流事工架起了平台。《天风》《教材》《讲道集》等已经在信徒中有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中国教会的文字出版事工还有太多的发展空间,与中国教会健康发展的需求而言还是有太大的差距。

中国教会若要生根建造,必然需要兴起文字事工!当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把和平福音传递四方时候需要文字事工;当我们进行神学思想建设,让教会能与时代对话并向时代发声的时候需要文字事工;当我们需要对圣经进行系统研究,消化基督教正统神学教义著述的时候需要文字事工;当我们对异端邪教需要进行驳斥,要努力提高信徒信仰素质不使他们飘来飘去的时候需要文字事工;当我们要抵制海外渗透,需要有中国基督徒自己传讲的时候需要文字工作......

现在中国教会出版的有限图书量分析,占多数年的是港台及海外作者的作品,这些弥补了当前中国教会的不足。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境外作者既没有国内教会生活的实践,也没有处境化的神学体验,其作品写作语境及阅读对象首先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活的大陆基督徒,因此,即便在海外畅销的作品在国内有的也难免遭遇这样的厄运:被认为表达上生硬艰涩、理解上的张冠李戴,功效处的隔靴搔痒。

为此,我们需要中国教会自己的基督徒作者,牧者和信徒努力拿起笔杆或敲响键盘自己撰写在神面前的领受。从目前所出新书和《天风》《教材》等刊物也可以看出,中国都会内基督徒作者、作品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是不尽人意的。在教会里讲道的人固然不够,但能弥补用口宣讲的不足的文字布道者或能著书立说的牧者更是凤毛麟角。故此不单是“羊多”“牧少”,同样也是“墨少”(文字工作者少)!究其原因大概是:

1)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神学教育以满足基层堂点传道力量为重点、培养目标过于单一,学校多样化人才培养不力。至今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神学院开设过“写作培训班”,像他们开办“圣乐培训班”一样。这既有客观条件之限制,也有教会负责人重视不够或说看见不够有关。

2)整个教会群体忙于硬件建设,对文字事工重要性认识不够到位。譬如我们常见有肢体捐重金建教堂,较少有教会肯化重金来重视文字事工,有的连一个售书室也是只有“几本圣经”,连“灵修书刊”也不足几本,不要说有关文学、人文方面的书籍。当然,目前也有的教会不单开办售书室、还办起了图书室供信徒借阅。少量城市教会办起了教堂月刊(周报)等,但总体上还不多,也不够正规。

3)信徒阅读习惯需要培养,这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关,也与现时代影像、网络发达有关。不重视读书的人,不可能也不会重视写作,同样不会有心支持文字事工!至今还未听见有信徒为某一出版物肯奉献较大资金,也少见教会牧者能给信徒有清晰的这方面的引导和看见。

4)年轻传道人自身的思考习惯、文字功底以及内在抱负和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有的人确是因为神学基础脆弱,圣经知识欠够,无道可载、无文可写。既无读者共鸣之向,又无领导群思之能;有的人有一定思想和文字基础,但身兼数职客观上确是因忙于事务不能自拔,无心思考也无意写作;

5)一些错误的思想和习惯束缚了我们手中的笔。有人认为我不可能成为“作家”,没有“恩赐”,所以从一开始就这样想,像一头“象”被自己的“观念”束缚一样,一生没有挣脱过一条细细的绳子!另外,信徒认为教会写作是牧者的事,而牧者认为我有太多别的事,因此少有人去关顾写作这件事!

6)错误的价值观导致有的人认为灯下爬格子是静坐冷板凳的苦差,既难有轰动效应,也无大利可图。有人这样描写文字工作者:“一枝笔杆、二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都累”。还不如在千人教堂中去声情并茂地证道可以赢得当场掌声,效果“立竿见影”,甚至可能赢得“布道家”的美誉。

7)传统思想中畏惧“文字狱”之心理障碍,所谓“白纸黑字”,要抵赖也难。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过强,因惧担文责而苟且求生,不敢言所欲言,不敢有的放矢。即便倘有片言只字,也是畏首畏尾,隔靴挠痒。

总之,文字工作有人不会、有人不愿、有人不敢、有人不想,这样,教会文字事奉力量不弱才不合情理哩!而教会文字力量之弱就是教会在时代可见证的软弱!

三、“文以兴道”,文字执事的兴起是教会成长的需要。

教会的健康成长需要大量中国基督徒起来顺应神的呼召,在新时代中重视拿起笔来。我们需要像《荒漠甘泉》那样的灵修小品,我们需要像《复活》那样的文学精品,我们更需要像《基督教教义》那样的神学作品。我们也需要大量基督徒杂志、刊物或网络媒体,来反应时事,传道教化。可是这一切让我们要看到,不论作者、编者与译者,人才的需求度与艰难度,永远大于钱财的紧缺度。因此,在神的眼中,工人比工作更重要,人才比钱财更宝贵!

1、文字执事的装备:

1)站着仰望星空:

这说法似乎有点浪漫,但文学确实需要一定的浪漫。当然不是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而是一种超然、一种洒脱,一种入世之后的超然,一种降卑之后的升高。沉溺于蝇头小利中的人不能写作,因为他们过于浅薄和功利,缺少柔嫩清静的心灵。热衷于老谋深算的人不能写作,因为他们过于狭隘和世故,缺少毫无掩饰的童真。心情浮躁的人不能写作,因为他们只会浮在表面,浅尝辄止,缺乏深厚的根基。心高气傲的人不能写作,因为他们只会坚持傲慢和偏见,缺少谦逊聆听的耳朵。站在十字路口祈祷的法利赛人不能写作,因为他只关注自己是否能吸引别人的眼球!急着往帖撒罗尼迦去的底马不能写作,因为他的心思浸淫在红尘世界的梦幻之中!如今,在漫无边际的竞争,使一切都成为商品的时候,写作是需要充满感性、智慧、对生活有透彻的理解,具有情感深度,人性深度以及超越尘世的高度。文字事奉者不仅要有一般意义上 “下笔如有神”般的流畅笔触,更是要接通灵性层面上的“下笔出于神”的活水源头,即“看见”先于“写”,像约翰一样抬头看见异像,并“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

超越的眼光必先有超越的生命。我们需要有超越的看见,才有不同凡响的文字。红尘滚滚,尘沙扬起,人容易迷糊视线。夜阑人静,仰望星空,我们才可能听见微小声音。人们常说“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少了发现美的眼睛”。同样,这个世界也许不是缺少神的声音,而是少了静听他声音之“受教者的耳朵”。点击天幕,你将收听诸天的述说,因它的量带通遍天下。搜寻天穹,你将遥闻穹苍的响应,因它的言语传到地极!抬头仰视,你会希奇高翔于空的飞鸟,无需种收,却从不缺乏生活的供应。俯下身去,你又会惊叹勤劳智慧的蚂蚁,无力之类,却知道在夏天预备粮食。环顾周遭,你会从人间万象里感悟人生的真谛;追索历史,你会从沧海桑田中看见真正的主宰。“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灵性”,这正是造物主的匠心独营,万物无时无刻不在百般譬喻,殷勤示教。总之,你会惊叹:“其实他(神)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参徒1727-28

林肯说:“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人的成就绝不会超过自己的信念。”写作也是一样,作品的高度不可能越过作者眼光的高度!

2)坐着审判自己:

被称为中国先锋作家的基督徒北村说过:"写作是生命的流淌"!基督徒作者不必高谈阔论的说教,而是要敢于解剖自己!去年汪维藩老师出版《自牧》(上),邀我为他的书写一小段推荐的话,我虽惶恐,但还是遵命。我记得是这样写的:“喜欢老师的文章不仅是因为他每每在‘说理’时,字里行间却总能流淌出他深沉的爱。更是因为他似乎在‘说教’时,笔尖却总是不单单指别人高谈阔论,而是常常敢于解剖他自己。挪威戏剧家、诗人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有一句名言:‘生存就是和灵魂作斗争,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我读《自牧》正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乃是一位‘谦谦君子’在‘坐着审判自己’。”

有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卢云说,写作不是对人教导,必须开放你自己,开放你的伤口、开放你的软弱、开放你的流泪谷,这点中国人更不容易做到,但真正基督徒作者心是敞开的。这也是保罗的经验:“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林后611)。新译本作“我们向你们,推心置腹,坦白说话。”

从古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当代中国巴金的《随想录》,大凡有成就的作家,似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写作一定是一种自我灵魂的对白。作为基督徒,这种“自我审判”一定是在圣灵光照中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168)。

3)跪着静候灵感:

写作需要灵感,作品需要灵魂。灵感是知识积累的迸发,生活观察的升华,生命被触摸、思维被跳跃的那一霎那产生的亮光。灵感可能是生活里那些美的东西,那些生命里被触动的事物。如一朵花的绽开,一片叶的凋零……灵感是创作的钥匙,可以开启那些在灵魂深处发酵着的思想。对基督徒而言,“灵感”自然是顾名思义的,那就是“圣灵的感动!”

常有人夸别人有写作之恩赐,叹自己无写作之才干。实际上比恩赐和才干更先的是作者的默想和等候。写作技能仅是流露人思想之管道,只有灵感和文思泉涌才可能“下笔有神”。而一个神的仆人没有在宝座前沉思、聆听、自省,就不可以看见“那从天上来的异像”。只有“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的经验,就可能不会有发生“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的窘境了(撒上31)!基督徒写作人必先是个灵修者,必先是个聆听者,必先是个默想者。因此,从某从意义上讲,我们首先缺少的不是文字写作者,而是一些在施恩座前等候和寻求的人,一些在教会工作中思考和揣摩的人,一些在羊群中间深入和聆听的人。圣灵对人说话,随时随地,但一定是在人内心安静等候之时。一个从神而来的文字,等到铅字出来之后,作者常会有一种陌生之感,这正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的经验见证。

2、文字执事的承担:

1)神的话人来说:

基督徒文字工作者如何使《圣经》能深入浅出地为人所解,使“道不远人”呢?

在教会时间久了,就会有一种特定的教会语言,可对教外人来说无疑是“教八股”,似懂非懂。因此,文字事奉者应当走出“教八股”,回归自然和清新。

文字在时空中无远弗届的影响,说来应该并不陌生。台湾即曾有一位号称“心灵导师”、著作等身的作家林清玄,专写佛学劝人向善。他的弘法不在神坛,而在凡尘。将深奥难懂的佛学生活化,用他的生花妙笔呈现佛教里的欢喜和爱,来帮助善男信女在生活里实践。

前些年于丹为《论语》建立儒学的心灵之道,让众多国人在电视媒体前喝到了她精心酿制的所谓站立在经典之上的 “心灵鸡汤”! 追捧者认为,她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独特的个性视角解读《论语》。她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做了很好的文化普及工作。

福音的传播是否也需要高超而精细的技巧呢?事实是,我们今天的讲台每每把简单讲成复杂,把浅显弄成深奥。忘记了台下听众是“平民”,他们不需要故弄玄虚的高深,更不需要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姿态。他们需要平易近人、需要通俗易懂、需要按时分粮,甚至需要在浅白中的深刻、幽默中的智慧。知道了这点,牧师就不会总是喜欢弄几个谁也不懂的希伯来原文来“抖瑟”自己的学问,也不会讲了半天的的圣经知识却总让听众觉得在隔靴搔痒,更不会台上的人讲得十分起劲----“情深深”,台下的人听得一点没劲----“雨朦朦”!

其实,不用学于丹,更不用学林清玄,学耶稣就可以了。耶稣讲道那一句话是那些加利利渔夫所听不懂的,那一个比喻和故事不是就地取材信手拈来的?有人说哲学家总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耶稣则相反,他总是把神国里原本深奥的哲理用十分浅显的话语来传达,这就是他的智慧了。总之,耶稣掌握一个原则,就是“神的话”用人的语言说出来让人明白。讲道如此,作文也然!

2)写作要甘于寂寞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出名后,各种宴请、采访、签名就包围了他。这使他极为苦恼。有一天,他把佣人叫来说,“从今天起,我死了,就死在我的房间里,不过别忘了给我送饭”。9年后,他写成了《复活》,这部世界文学史上的颠峰之作,至今流传于世,成为不老的经典。

唐代诗人贾岛有句诗叫“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说出了为文之难度!南京大学教授韩儒林先生有幅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同样是说做学问要专心致志,不慕虚荣,不追名利,能甘于寂寞。整日沉醉于迎来送往的人不会有文字作品,每天喜好在电视网络上逍遥的人不可能有作品。基督徒文字工作是献身的工作,理当是一生一世。我们要将整个的生命投入,不是玩票。常听人说:我从前也喜欢写东西呃,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办过板报呃!可是现在呢!没有时间了。我很同情这些人,因为笔一旦放下,就会尘封生锈,很难再动用。因此,我们要策励自己,坚持下去,一生一世。

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花一生一世的时间才能有所成就,文字工作更是如此。在音乐,艺术方面,可能出神童,但文学上,你很少找到神童。因文学是经久的阅读、思考、加上人生的观察、经验而结合的。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萧伯纳67岁,川端康成69岁,罗素78岁,他们都是尽了一生的年日,才有丰富而成熟的作品问世。请你不要等到心情好些才动笔,你看保罗在监牢中写了喜乐的《腓立比书》;请你不要等到有了象样安静的书房时才动笔,你看摩西在旷野连个书桌都难有,可他却记录了神的吩咐(申3119-22);请你不要说等我我退休有空闲时才动笔,因为那里你的记忆力、敏感性已经差强人意了!写作一定是找时间、偷时间、挤时间、抢时间的工作。

3)出新意于法度。

以赛亚3820节,记载了希西家王的感恩歌:“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我们”在神的殿中,唱“我”的诗歌。在神的殿中,我有我自己的诗歌,是从我心中发出的,与众不同。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文章很忌讳照抄,照抄就是拾人牙慧了。我国文人袁枚说的:“字字古有,言言古无”,“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我们的文章要有独特性,不能人云亦云。看四福音作者,当他们写同一个真实的耶稣时,却让人们读到耶稣不同的图像:鹰、牛、人、狮。

4)在时代中说话:

        文字工作者一定需要时代感,不然,陈词滥调不可以让人赏心悦目。基督徒文字工作者还必须人时代责任感,不可能去玩纯文学。我们为文是有使命的,不是个人主义的情感渲泄,也不是愤世嫉俗者的怨天忧人。我们的笔下要流淌的是生命之爱,为要促成社会和谐、人际和好。为要呼唤社会良知、灵魂苏醒。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核心目标在于准确地把上帝的声音,透过文字传达到这个时代中的人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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