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论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

时间:2018-3-10 20:24:28  作者:菏泽基督教两会网  来源:网络转载  查看:126  评论:0
内容摘要:   编者按:3月5日是开国总理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为此,平台于近几日编发一组文章,以纪念周恩来总理在宗教工作方面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宗教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论述虽然不多...

 

 

论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

 

编者按:3月5日是开国总理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为此,平台于近几日编发一组文章,以纪念周恩来总理在宗教工作方面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宗教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论述虽然不多, 但是非常精辟、深刻。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今天, 重温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作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新的发展。他在处理中国宗教工作事务中提出的基本观点, 切合中国的实际, 具有中国化的形式, 对于当前形势下处理宗教工作事务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周恩来同志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1922 年3 月以后开始的。1922 年3 月, 在致谌小岑和李毅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的信中说: “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 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 我便心跳’, 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 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 同月份, 又在致李锡锦和郑季清《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的信中写道: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2] 1923 年2 月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第一章第一条指出: “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 必须: ……C、绝对不信奉宗教, 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 ……” [3]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周恩来已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之后他对宗教的认识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但是, 在此之前的周恩来有些关于宗教的认识尚未成熟, 如1916 年8 月他在《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中说: “乡愚恋霾, 拜火礼物之教兴。桀、纣、幽、厉、秦皇、汉武、拿破仑、路易之君初, 于是宗教厄矣! ……张而广之, 孔之忠恕, 耶之性灵, 释之博爱, 回之十诫, 宗教之所谓上帝也, ……乃各国独夫, 犹日祈其上帝, 诚不知上帝果将谁助。” [ 4] 又如1917 年《敬业》第六期发表的周恩来笔述《蔡子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中写道: “在昔有倡灵魂论, 宗教家主之, 究之仍属空洞。” [5]再如, 1919 年10 月周恩来在《学生根本的觉悟》文中说: “但是这种还没有破除净尽, 又加上别种迷信, 这种迷信是无论什么人, 对事事物物总要存着几分迷信的心理。” [6] 这些关于宗教的观点, 虽然有唯物史观的萌芽, 但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是周恩来宗教观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7] 周恩来的宗教观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基本观点, 这些观点通过他的著作或文献体现出来, 其观点主要有:

 

(一) 宗教迷信是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的,是不合乎科学精神的, 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周恩来对宗教迷信的认识是在批判《如何掘去宗教之根》的过程中阐述的, 集中体现在1922 年9 月1 日在《少年》第2 号发表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在文中他首先指出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趋重“ 实际” 的精神。“不但改革社会需要他, 便实验室中也不可离他须臾。” [8] 然后, 通过区别迷信与信仰, 阐明宗教迷信是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的、非科学的。他在文中阐述道: “迷信与信仰何别? 别在其所信的理论和方法, 能否用在‘实际’ 上来‘试验’,换过来说, 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 [9] 又如1950 年5 月2 日, 周恩来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指出: “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 [10] 这就明确指出了宗教是唯心主义的。又如1955 年4 月19日,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 [11] 虽然没有直接指明宗教是唯心主义的, 但是实际上也内在地表明了这一观点。

 

(二) 宗教的发展变化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它的发展是由客观的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早在1925 年6 月2 日, 周恩来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第一讲) 中就指出: “凡是一个社会都没有永远不变的道德, 道德、宗教、文化、习惯通通都是依着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变迁的。” [12] 三十五年之后的1957 年8 月4 日, 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谈到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时更加明确地指出: “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按照唯物论的观点, 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 宗教是会存在的。” [13] 这就说明了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必然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迁而变迁, 直至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消失了才消失。

 

(三) 宗教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宗教在本质上起着麻痹人们精神的消极作用, 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 宗教作为一种“纽带”、“外衣” 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1922 年9 月1 日在《少年》第2 号发表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文中, 周恩来就认为宗教“牺牲弱者庇护强者”, 长人依赖性, 诱人容忍, “锢蔽思想”, 强他人迷信其信条, 使人麻醉于“自由思想” 之辞等消极作用, 并指出: “国际共产党因此认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 [14] 1938 年1 月10 日周恩来在《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一文中, 谈到军队的政治教育时说,“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与宗教仪式, 提高战士们学习研究的兴趣。” [15] 由此可以看出, 周恩来同志对政治教育的宗教形式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一点在1936 年10 月6 日周恩来给陕西省委的信《关于哥老会问题》[16] 中也有体现。

 

周恩来在指出宗教消极作用的同时, 认为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也有积极作用。1926 年7 月,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中指出: “冯玉祥的军队有宗教运动,因此, 他的军队格外的团结、朴实、耐苦、廉洁、守纪律。这是宗教运动的效果。可是他的目的是错误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 也有政治工作。广大的宣传目的是对的, 可是他方法不对,所以结果(形成了) 拿破仑第一帝制。” [17] 这不仅说明了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也有积极的作用,同时认为对待宗教, 只要目的正确, 方法正确就有可能使其导向积极的效果, 而它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教义上。这一点还可以从1956 年5 月30 日周恩来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的谈话中看出, 他指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 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18] “这是党对宗教社会作用具有积极性一面的第一次明确表述。” [19]

 

(四) 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 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都有其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宗教的消亡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这个消亡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过程, 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 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 在人们面前表现得极其明白和合理的时候; 只有当谋事在人, 成事也在人的时候, 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1950 年5 月6 日, 周恩来在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的第二次座谈会上指出: “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 [20] 在5月13 日的第三次座谈会上又指出: “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 那是不可能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还是有宗教的。……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会存在, 那是不符合客观实际。” [21] 1962 年4 月18 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 “就宗教信仰来说, 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22] 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 除非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消失。

 

二、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基本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 周恩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宗教问题, 在处理中国宗教工作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化形式的宗教观, 这些有关中国宗教工作的基本观点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有:

 

(一) 在中国, 宗教将长期存在

 

1951 年1 月20 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 针对有些同志认为“一分到土地,天主教的基础就没有了” 的认识, 周恩来指出:“别说分了地的农民, 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信教的。苏联十月革命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还不是有很多教堂, 很多人画十字? 既然宗教信仰是长期的, 又有那么多信教的群众, 我们还要做工作。” [23] 1956 年5 月30 日, 在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的谈话中, 当谈到宗教在中国的前途时, 周恩来说: “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 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 差不多一个亿了。所以, 怎么能够消灭宗教呢?” [24] 1957 年8 月4 日, 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在谈到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时指出: “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 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 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 至于将来发展如何, 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 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按照唯物论的观点, 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 宗教是会存在的。” [25] 这一段论述, 充分说明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 深刻阐明了宗教继续存在的原因。

 

(二) 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不搞反宗教运动

 

周恩来向来认为宗教信仰是思想问题, 不仅允许还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始终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早在1949 年5 月7 日召开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他就指出: “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 [26] 1950 年4月13 日, 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他又指出: “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我们的政策, 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27]他要求不仅要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还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在处理一些事情时, 只针对具体的问题, 不涉及宗教信仰。如1950 年5 月2 日, 他在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的第一次谈话中指出: “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 [28]在5 月6 日的第二次谈话中, 他又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29] 1955 年4 月19 日,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 郑重表示: “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 [30] 同时还指出: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 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 [31] 1956 年5 月30 日在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的谈话中, 他指出: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 [ 32] 再如1957 年8 月4 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 谈到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问题时, 他又明确指出: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33]

 

(三) 在中国, 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

 

针对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问题, 明确指出: 在中国,宗教同政治是分开。1950 年5 月2 日,在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的第一次谈话中, 他就指出: “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 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 所以宗教问题不像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34]在5 月13 日的第三次谈话中又明确指出: “中国一向是政教分开的。” [35] 尤其是在1957 年8月4 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 谈到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时, 他更加明确地指出: “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 而不涉及政治问题。” [36]

 

(四) 尊重宗教信仰, 和睦相处, 团结一致; 只要不妨碍政治生活, 不妨碍经济生产, 不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就不要干涉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 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 就从宗教自身的特点和我国的国情出发, 制定了宗教信仰政策。在长征途中, 给官兵发手册, 在驻地贴标语, 明确提出‘回汉民族信教自由’、‘保护藏族寺院’、‘红军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等。” [37] 周恩来说: “我们现在经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是回族地区, 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对付敌人, 一方面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38] 1943 年8 月2日,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谈到民主时指出: “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 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 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 [39] 这里明确的是根据地允许宗教活动, 但是要在一定范围内即尊重主权、尊重法令的原则下。1949 年9 月7 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他向政协代表指出: “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 [40] 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主持起草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 在1949 年9 月22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 “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 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41] 这里已经将尊重信仰自由作为政策写入了共同纲领。1950 年4 月27日, 他在中央民委举办的藏族干部研究班上的报告中指出: “关于宗教信仰, 是自由的, 不可加以干涉, 要尊重别人的信仰。”[42] 在1950 年9 月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 讲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时, 他又明确指出: “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 [43] 这里初步明确了对宗教信仰, 政府采取不干涉原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周恩来还进一步阐明了党的宗教信仰政策。1955 年4 月19 日,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他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 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44] 1956 年5 月30 日在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的谈话时, 他又指出: “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 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 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 和睦相处, 团结一致。” [45] 1957 年8 月4 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 谈到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时, 他指出: “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 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 不妨碍经济生产, 我们就不要干涉。” [46]“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不干涉宗教信仰的原则是十分正确的。总的来说, 我们党和国家对宗教信仰是不干涉的。” [47] 而这种不干涉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正如1962 年4 月18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谈到宗教问题时, 他指出: “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 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 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48]

 

(五) 宗教信仰是思想认识问题, 不涉及政治问题, 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

 

对于宗教信仰的性质, 周恩来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1957 年8 月4 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 谈到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时, 他指出: “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 而不涉及政治问题。” [49] 从这里可以看出, 他对宗教的认识已经前进了一步。1961 年6 月19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 谈到思想斗争问题时指出: “思想是先驱, 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 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 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 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 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 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 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50] 1962 年4 月18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他明确地指出: “思想认识是逐步改变的, 而且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51] 此时, 周恩来明确把宗教信仰界定为人民内部问题, 表明他对宗教的认识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六) 政治上可以合作, 可以共存, “共信不立, 互信不生”; 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 也不要脱离广大群众, 这是政策问题而非策略问题

 

周恩来认为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可以共存, 前提是根本利益一致。早在1949 年5 月7 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他就指出: “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 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 [52] 1950 年5 月13 日在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第三次谈话上, 他指出: “我们认为, 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 在政治上可以合作, 可以共存, 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 ……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 互信不生’。……但是, 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 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 [53] 同时, 他还指出“我们主张, 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 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 [54] 在5月20 日的第四次谈话中又指出: “对基督教,一方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 另一方面不要脱离广大群众。这是政策问题, 不是策略问题。” [55]1955 年4 月19 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上, 他指出: “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 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 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 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 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56] 1957 年8月4 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 他再次指出: “不管是无神论者, 还是有神论者, 不管是唯物论者, 还是唯心论者, 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57]在谈到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问题时进一步指出: “信仰各种宗教的人, 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 向来就是合作的。……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 [58]

 

(七) 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 宗教团体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周恩来一直倡导在各方面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 中国的宗教和宗教团体也不例外。1950 年4月13 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第二次讲话上, 谈到宗教团体时他指出: “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 [59] 又如在1950 年5 月2 日在同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座谈会第一次谈话上, 他指出: “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60] 在5 月6 日的第二次谈话上又明确指出: “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 ……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 的精神, 提高民族自觉, 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 [61] 在5 月13 日的第三次谈话上又一次指出: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宗教团体隔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62] “从此, 独立自主自办宗教成为中国各宗教团体处理对外关系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63]

 

结语

 

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忠实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实事求是地考察、分析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 成功地应对和处理了当时中国宗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 “周恩来同志关于宗教问题的光辉思想和对待宗教的革命实践, 在理论上为我党、我国宗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在实践中, 为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做出了榜样, 是我们今天处理宗教问题必须认真发掘的宝贵财富。” [64] “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中的重要篇章。” [65] “周恩来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十分丰富, 是今天我们党的宗教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源头, 穿越时空而魅力不减, 是一笔不应被遗忘的宝贵思想资源。” [66]

 

总之, 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 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宗教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论述虽然不多, 但是非常精辟、深刻。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今天, 重温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 学习他特有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 学习和领会其思想观点的精神实质, 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共信不立, 互信不生”、“不干涉” 的原则, 做好当前的宗教工作,使广大信教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40-41,46.

  • [3][8][9][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M]: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496,464,464-465,464.

  •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南开大学. 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M]: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180-182,453.

  • [5] 周恩来文选[Z].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周恩来研究室,1979.69.

  • [7] 冯今源.试论周恩来的宗教观———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J].世界宗教研究,1998(1).

  • [10][16][18][20][21][22][23][24][27][28][29][32][34][35][40][41][45][48][51][53][54][55][59][60][61][6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181,24,308,182,185 -186,445,198,309,174, 181,182,309,180,184,139,149,309,445,445,184,185 -186,186,174,181,182,184.

  • [11][13][25][30][31][33][36][43][44][46][49][50][56][57][58]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5,266- 267,267,155,156,270,267,40,155, 267,267,332-333,155,267-268,270.

  • [12][17]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1924-1926)[Z].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1979.26-27,56.

  • [15][26][39][52]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96,341,136-137,341.

  • [19] 毛国庆. 宗教社会作用二重性与党的宗教工作问题研究[J].中国宗教,2006(2).

  • [37] 陈运炎. 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学习周恩来对宗教问题的论述[J].文史杂志,1996(3).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02.

  • [42]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周恩来同志对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论述选编[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1.

  • [47] 陈立旭. 周恩来同志对我国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理论贡献[J].实事求是,1996(2).

  • [63][66] 王作安.周恩来:在宗教问题上极富远见的人[J].中国宗教,2006(1).

  • [64]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周恩来研究文集(第1版)[M].1989.251.

  • [65] 冯今源. 简论周恩来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正确主张———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0 周年[J].中国统一战线,1998(3).

 

宋西雷,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硕士

陶卫平,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来源: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Copyright 2008-2015 单县基督教堂 Govern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山东省单县胜利路中段488号 邮编:274300 电话:0530-4658865 0530-4660119 
邮箱: tsuliangsir@yahoo.com.cn / sxlianghui163.com 
QQ: 249530960(文件查收、管理员)    1105932304 (网站发文、管理员)

鲁ICP备09041396号
Powered by OTCMS V2.88